“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他的一生与他的国家是绑定在一起的。”
——王戟
清晨5点，天光初现，夜色刚由墨蓝转淡。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一医院住院楼沉浸在宁静中，二楼王戟病房的灯亮了。
他从床上坐起来，扭转身体面向床边，熟练地双臂交叉，左手撑到右腰侧，右手撑到左腰侧。轻轻一用力，瘦弱的身躯便在半空中利落地旋转半圈，如同跳了一个180度的鞍马，不偏不倚正好落进一旁的轮椅正中央。
此时，这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穿着一身病号服，裤管被他整齐地叠放在身前。轮椅下方的那两个脚踏板常年收起——他已失去双腿。
13年前，一场突发的主动脉夹层差点夺走王戟的生命。在大大小小十几次手术抢救后，他勉强保住了命，却因双下肢缺血坏死，不得已高位截肢。那一年，王戟43岁。
一
这些年，王戟因肾脏衰竭需要常年住院透析，每天早上5点到医生7点查房前，是他雷打不动的“自习时间”。他的桌子上摆了两个高低错落的电脑屏幕，床上还摊着一台平板电脑，每天他要浏览最新发表的学术前沿论文，或给学生改论文。这是他生病前的习惯，现在依然如此。
和这间完全不像病房的房间一样，王戟身为病人，实在没有“病人的自觉”。他自己去透析，不要人陪，轮椅滑得飞快，别人很难追上他。而透析时间是他特定的，大多选在下午，因为嫌上午透析完还需要休息半天，“又耽误一整天”，不如改为下午透析完晚上休息，上午还能去上班。
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作为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他对工作的投入几乎达到“忘我”的状态，每次学生或同事来探望，聊到最后总是科研课题。因为生病，他的体力不佳，说话的声音极小。但只要谈到计算机领域，他的眼睛会突然亮起来，不自觉露出微笑，话语也变得滔滔不绝。
择一事，终一生。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几乎伴随了王戟的整个科研生涯，他也亲历了我国计算机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到强的全过程。缘分始于1983年，不满14岁的王戟因小学成绩优异接连跳级、通过高考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是他自己选的，连他的母亲刘桂枝都觉得奇怪：“他没见过计算机，可就是喜欢这个。”
这一年的12月22日，国防科大计算机研究所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亿次以上的巨型计算机“银河-Ⅰ”，消息传出，举国震动。这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世界巨型计算机的研制行列，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制造巨型计算机的国家。
王戟和同学们沸腾了，“银河”像一道光照亮了国防科大的校园，也照进王戟的心里。后来，他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火旺，陈院士正是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的攻坚主将。
虽然失去双腿已无法前行，但在科研的道路上，王戟前进的脚步从未停下。他总想要“更快一步、更远一些”，他告诉学生要“毫不犹豫地去自主创新”，站到科技最前沿。他曾立誓要“在国家和部队最需要的地方，做出高水平成果”。
“一个人如果有信仰和信念，不同的身体状况只是改变了他的努力方式，但目标没有变。”王戟平静地说，声音低缓却清晰。
二
这个目标就是“国家需要、部队需要”。他的老师陈火旺和“银河”团队老一辈专家如此，王戟也是如此。他选择投身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没有加入“银河”工程团队，正是因为此前国内这一领域几乎是空白。
用王戟的话说，高可信软件技术是用来给软件“看病”的。在军事领域，软件漏洞会给军事安全带来致命的威胁，而一套软件有无漏洞、是否可靠，将直接关系战争胜负。“说到底，就是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
这件事难度大，不易出成果，失败的风险不小。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完美的软件，软件总会有问题”。
但当时国家急需，王戟就不怕风险。“我们是军人，军队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就是国家所需。”他说。
王戟毅然站出来，于2000年前后带领团队开始进行软件可靠性研究。在参与航天测控任务可靠性评估时，他们反复推翻重来，准备出五六种模型。最终针对任务急需，他们找到了最适配的模型，成功通过验收。
他也是最早在国内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的人。2003年王戟和导师等共同发表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系统构建学科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是国内第一篇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论文。2004年他在国内首开《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陈火旺评价他：“很有前瞻性。”
直到现在，王戟依然是站在最前沿的那一个。计算机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民说，在国内学界，王戟已是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不折不扣的领军人物，“谁要研究高可信，都绕不过他去。”学生王佩婕则有更直观的感受，每当国际上有相关领域论文发表，王戟总会第一时间关注。
王戟常说，要做“顶天立地的学问”：“顶天”就是要站在最前沿，“立地”就是要落实到应用中。这些年他让自己的学生全都参与到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中，努力攻克下军事装备软件缺陷检测、安全验证、可靠性度量等技术难题，自主研发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形成了对大规模关键软件核心代码“CT扫描”的能力。
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浪潮中，王戟也摇着他的轮椅站上了潮头。他带领团队锚定国家重大需求，拓展知识边界，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与性能评测主持开展某重大工程研究攻关，努力在前沿性、战略性领域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三
很难想象，这些成果是一位每周要透析3次的肾脏衰竭患者牵头取得的。1995年王戟博士毕业，陈火旺赠给他一本纪念册，亲笔在扉页上题词：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了王戟的座右铭，纪念册至今摆放在他办公室的书柜里。
患病后，王戟卸下所有行政职务，争分夺秒搞科研，抢时间。他曾意气风发，年纪轻轻就成为系主任，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但现在，他是个纯粹的研究员、一名军队科研人员。他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反而开玩笑说，是生病才让他有了这么多时间，能够全身心投入科研。
他喜欢李大钊的一句话：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鼓励学生研究真正喜欢、有价值的课题，到任务实践中去成长。在他的团队，作汇报较少用PPT，多是直接写板书，因为这有助于在讲解中理清思路。
一次，王戟指导学生刘万伟写论文，论文写了两年，却在即将发表时得知两个月前一位外国科学家刚发表了同样的成果。刘万伟感到沮丧，王戟却安慰他“至少证明我们思路是对的”。接着，他们又在这一基础上继续优化、深入研究，最终将最新成果顺利发表。新算法比当时全球最优算法的复杂度降低了一个指数倍。
这就是王戟面对挫折的态度：“不要害怕挫折，因为不遇到挫折不会知道人生如此多彩美丽。”与他相识40多年的计算机学院原研究员唐玉华觉得，王戟是计算机学院银河精神的代表：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
“生活一次次给他以重击，却从来没能压弯他的脊梁。”唐玉华说。
四
那是军人的脊梁。王戟深知，军装在身，肩上担的就是强军兴国的使命，这是多少病痛也不能阻止的。当初手术后苏醒，王戟曾思考“要如何活好第二次生命”。现在，他的答案是：“只要我的手还能动，脑子是好的，就不会停下。”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没法参与了，但科技战争中我还能冲锋陷阵。”王戟坚定地说。
2015年，尚在康复阶段的王戟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这是全军唯一的纯软件项目。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学校在技术首席专家的人选上犹豫不决，王戟却坚定地表态：“让我当，我一定会担起来。如果不让我当，我也要加入课题组。”
他当然是这一岗位的不二人选。最终，王戟顺利担任技术首席专家，再一次冲锋在学术第一线。他亲自跑会议、把方向、备材料，摇着轮椅出差。用6年时间，他带领团队按时结项，研发出的“软件医院”工具承担了代码扫描、精细验证、长期监控等职能，突破了大规模代码资源分析、缺陷自动检测、演化控制等关键技术。
那份项目评价报告里写道：“对标国际上相关工作，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地位，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意味着，在王戟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终于实现了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由“跟跑”到“并跑”，再到“国际领跑”的突破。
五
患病13年，王戟的变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最熟悉他的同门师弟王挺觉得他还是过去的样子，温和、爱笑，情绪稳定，对学术有一以贯之的追求，“外圆内方”。
但从外表看，他和过去又实在天差地别。上学时他绰号“小胖博士”，现在瘦了不少，曾经爱吃的习惯没变，却因疾病不能多吃，连每天的摄入水量都要严格控制。从前他加班时常去的那家米粉店再也没去过。
常用的两架轮椅上胶布越缠越多，王戟觉得没必要更换。7月初，他又做了一次手术，是扩张手臂上的透析瘘管。因为经常用力推轮椅，他的瘘管“报废”得比别人快，手臂上密密麻麻满是针扎的青紫色。但这是个悖论，他没法停下工作休养。“没办法，我总要工作呀！”王戟说。
也有人不解，觉得王戟为之奋斗一生的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太“小众”、太“冷门”，但王戟不这么觉得。“国家急需的，就是最重要的，怎么能叫‘冷’呢？”他依然安静地坐着、温和地笑着，语声轻柔。
他觉得自己没有遗憾也不后悔。盛夏的阳光透过国防科技大学办公室的窗户，洒在王戟身上，他很满足：“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他的一生与他的国家是绑定在一起的，不是吗？”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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